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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习 天天俯卧撑

区志航de博客

 
 
 

日志

 
 

《中国摄影家》区志航:850个俯卧撑之后   

2017-06-18 16:44: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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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家》区志航:850个俯卧撑之后 - 区志航 - 好好学习 天天俯卧撑
《中国摄影家》2017年度5月号封面


【编前语】今年正好是“俯卧撑”作品公开的第十个年头,非常感谢李德林副主编的采写,感谢《中国摄影家》杂志的厚爱和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俯卧撑”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原创,是与整个时代一起创作的。与“俯卧撑”发生关系的一切,都成为“俯卧撑”作品的一部分;同样,也希望我和我的作品,能成为你的成长的一部分。

在“俯卧撑”公开十年之际,请再次分享国际艺术史学者、著名策展人,也是《俯卧撑,在!》大型个展的策展人乔纳斯·斯坦普曾经的评论:区志航无疑是一位打破传统的艺术家,他相信社会的进步在于公民的觉醒,并坚信艺术在其中的推动意义。《那一刻》是他的一部既令人印象深刻、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区志航作品的明确性,他的勇气、坚持和独立精神,促使他成为当今中国最前沿、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当代艺术家中的一位。在其最深远的意义上,历史是区志航创作的主题。他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停留在一个平行于社会的小众艺术体系之中,反而是要让自己的作品“呼吸百姓的气息”。低调却坚定的区志航,始终关注身边的社会问题。尽管他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场所始终保持低调,但他的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高度广泛的关注。区志航就像网络时代投身于社会的安迪·沃霍尔,并即将成为一个深受喜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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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摄影家》区志航:850个俯卧撑之后 - 区志航 - 好好学习 天天俯卧撑

区志航:850个俯卧撑之后

采访:本刊记者李德林  

嘉宾:区志航 

本刊记者:你著名的“区式俯卧撑”从摄影界到艺术界一直是不休的话题,我追问一下,为什么是俯卧撑,本身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是躺着或趴下?为什么又是裸体的俯卧撑?

    区志航:俯卧撑在我印象中是一种全民健身运动,是最简单,但又是最行之有效的,男性体能训练通常都会有俯卧撑。艺术唤醒思想之前必须先唤醒身体,我的“俯卧撑”其实是行为艺术,在这里,身体是媒体,行为在表达。这个庞大的作品体系到底用什么行为,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我曾经想过各种动作,最终还是觉得俯卧撑是最适合我的表达并容易让人记住。我将全民健身运动转换成行为艺术,赋予新的人文含义,不断的在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去做,进而让大家去关注原因何在和如何解决?希望通过不断在社会矛盾爆发点“俯卧撑”,来推动社会的强身健体。也就是说从我个人的强身健体转换成社会的强身健体。

    从观看的角度而言,俯卧撑实际上是一个裸而不露的行为。如果作品肆无忌惮的裸露,再有力量和意义,不要说在中国,即使在西方社会的公共媒体,都是很难甚至无法传播的,也就不可能有“区式俯卧撑”如此广泛的传播,进而被公众心领神会的今天了。我的“不彻底”,恰恰是为了更彻底。

此外,俯卧撑给人感觉积极、虔诚并充满力量和仪式感,进而让极具颠覆并充满争议的作品容易被中国社会接受。在穿衣成为日常的时候,裸体一定是最引人注目的。我不否认作品有吸引眼球的考虑,因为只有引发关注,才有可能进一步传递和实现作品的诉求。当然,我更在乎和强调的是个体和裸体在当代文化中的意涵,诸如当今世界反战、人权、环保等普世诉求常常通过裸体的行为方式进行呼吁,但又不仅如此。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俯卧撑”作品中,个人身体语言与重大公共事件所构成的社会景观之间的关系。

当代人不懂当代艺术是极可悲的现实,我希望当代艺术能够被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所认知,这就需要搭建更多的桥梁和进行更多普及的努力。我就是从传统转换过来的,相信我的背景经历更有助于这方面的践行。我并不否定传统艺术或传统摄影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意义,但文明需要进步和超越。

本刊记者:你“俯卧撑”的地方基本都是敏感之区,而且裸体也不太好操作,比方说你在拍摄的时候,那一瞬间怎么操作的?

区志航: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刚刚还有一个广州大学摄影系的教授在微信跟我聊,很多人一直以为“俯卧撑”是一个团队的创作,其实一直是一个人的行动。我想 这是由我的特性和作品的性质决定的。一身几职一直是我的习惯,我应该是中国最早集采编导主持于一身的电视人。而自拍,是“俯卧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重要特征,是让作品区别并超越普通摄影和摆拍再现,成为行为艺术乃至更广义的当代艺术的关键。在“连脱带拍"瞬间完成对公共事件介入的极限中,整个过程的所有环节完全由一个人主导和无缝对接,我既是参与者和干预者,同时也是记录者。如果“他拍”,“俯卧撑"就不仅仅是我的作品,就会出现类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作者之争的问题。

我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有着极害羞的一面,但又偏偏选择了在公共事件发生地裸体“俯卧撑”的方式进行创作,的确很纠结。尽管我已经做了850多个“俯卧撑”作品,但我的每次创作依然会很紧张。我无法控制现场,更不可能进行清场,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只能见机行事。有些人问创作过程是不是穿大衣披毯子或有特殊功能的服装?其实,这样的创作,着装一定要尽可能日常,太异样会被盯着。本来自拍架上脚架已很引人注意,着装再异样便很难有机会创作。当然,我会选择比较容易卸掉的衣物,专业模特时装表演换衣时间是20秒,我需要比她们更快,并尽可能选择不被人注意的瞬间创作。如果作品里有其他人,基本上会是闯入者,是不速之客。

说实话,如果不是非常的谨慎和有耐心,每一次创作都会出问题。有些艺术家可能希望通过冲突甚至被抓进行表达,我会尽量选择回避,不希望带给路人不舒服的感觉和惹麻烦。我希望可以顺利地完成介入,通过作品在更大的范围传播互动,表达诉求。

本刊记者:也有过失手的时候?

区志航:有,肯定有,毕竟在极其敏感的公共空间裸体创作,要顾及的问题和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而且通常又不能重拍,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失手。有机会把握的、器材调试的、时间控制的、身体角度的、意外干预的,可谓应有尽有。例如想等更少路人,结果越等人越多,只好放弃第二天再来。绝大多数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当地官方大都不希望社会去关注,会进行布控和截访。2014年江苏泗洪耕地造假,在修好的马路上复土种黄豆,事隔一个多月,我还在寻找代表性的位置,就被当地官方便衣控制,知道我的记者和艺术家身份后,以非常“礼貌”的方式把我送到南京,成就了“俯卧撑”创作以来第一次到了现场无法完成作品的经历。

前年的10月份,我去拍毕节四个留守儿童自杀的事件等三个点,出租车司机跟我开价1200块钱,我说不就在你们毕节里面,怎么这么贵?他说其实很远,路也很不好走,他带记者去过,很偏僻。好不容易找到事发地,刚开始创作,相信因为出租车在山沟里比较显眼,被当地官方截访人员追踪和控制,并通知当地警方。估计是毕节市里派驻处理该事件的官员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希望再被撩起。我跟他说我是以一个艺术家、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到这里创作的,我也有孩子,面对四个留守儿童这样的自杀,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非常难过,我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去铭记和追问,希望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我也给他们看我的其他“俯卧撑”作品,结果还是不行,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让我删掉作品才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我送走,并敦促让我离开毕节。这个下午一事无成,但车资还是要付。当晚我没有离开毕节,挺感谢那位司机的,还专门请他吃了“私房菜”。次日进行了毕节另外两个作品的创作。

本刊记者:你说自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害羞的性格反而用这种裸体的方式来介入某些事件,我觉得挺纠结的。

区志航:还真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很难改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才一米六,80斤重,正因为害羞也害怕被拒绝,我的处子之身29岁才打破。即使到了现在,已经拍了那么多“俯卧撑”,每一次创作依然非常紧张,蛮崩溃的。我还有一个跟女性合作的关于女性地位改变后的反思的《在上?》系列,彼此都需要裸体,我往往比那些第一次用裸体创作的女性更难为情,即使在没有其他人的空间,除了行为那一瞬间,总会下意识用衣物遮挡私处才检查拍摄作品的效果。也许也正因为害羞,才需寻找颠覆的方式释放。

本刊记者:我看你那些作品的标注,就说一个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描述不详细,对于有的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以然。把这个事件很客观的用几百字描述出来是不是更有利于读者了解?

区志航:这个问题我想过,其实在2009年贺延光也曾经提过,他说你就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可能会影响大家对作品的认识和接受。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当代艺术本来就希望予人想象引发思考的,所以才会给人“看不懂”的印象。“俯卧撑”作品虽然是以影像的方式出现,其实属于当代艺术。我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地方创作?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一定会引发思考的。如果一个号称当代艺术的作品一出现,大家都明白,毫无争议,其当代性和学术意义便值得怀疑。第二,“俯卧撑”所介入的,都是节点性重大公共事件,往往还在发酵和延伸,一两百个字根本讲不清楚,反而会限制大家的思考和追问。我的做法是只提供时间、地点和事件名称。“俯卧撑”作品一直强调与互联网的互动关系,如果感兴趣,只要通过互联网进行搜索,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都会告诉你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告诉,还会根据事态更新版本,会相对客观地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报道。我曾经说过“俯卧撑”是与整个社会、时代,当然也包括与互联网一起创作的。我的个展画册作品名称旁边会有两个关于该事件名片的二维码,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只要扫描,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艺术创作发展到今天,我们真的不能够只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式去考虑怎么做,怎么告诉别人。我的身体是媒介,相机和影像是媒介,公共事件是媒介,互联网也是媒介。互联网具体到博客、微信、微博,也都是媒介。我只是用一个“俯卧撑”,用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方式去介入这个事件,围绕着这个事件发生的一切,都构成作品和作品成长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公共事件、媒体和互联网,都是艺术材料,都是“现成品”。在我看来,“现成品”完全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感知的。作品形成后,还可以,也应该再根据这个作品体系和社会的现实自觉主动地进行对接,进而让作品生效和成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当初从节目主持人、栏目监制、摄影师的身份,转型当代艺术创作,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当代艺术很有担当和意义,但有一个瓶颈。当代艺术的观念性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性,让公众“看不懂”。例如“俯卧撑”作品,过去可能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系统介入历史和公共事件,如果不进行沟通,作品很难在社会生效,所谓的干预只能是一厢情愿,孤芳自赏。正是通过1994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综合时尚电视节目《时尚放送》,在成为中国第一个频繁介绍当时还极敏感的当代艺术的主流媒体,才让我觉得有必要介入当代艺术的创作,试着让当代艺术更大程度地在现实社会生效。

    早些年,广东美术馆曾经是中国官办美术馆中最前卫的,当时的馆长叫王璜生,他主导广东美术馆期间,做了大量当代艺术展,还有观念摄影、纪实摄影等文献展,使广东美术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摄影收藏方面著名的美术馆。那个时候广东美术馆是我经常要去的地方,并从中认识当代艺术。

本刊记者:实际上这个“俯卧撑”是一个活体,它不断的跟进,不断的被关注,被回忆,这种东西不像其他的艺术品,发酵过了就过去了,好似一直在生效。

区志航:是的。当代艺术通过质疑批判去关注和干预社会,捍卫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新声,但因为作品的观念性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性,作品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因而很难进入现实社会。你标榜对社会的责任和干预,但往往进不了社会,谈何干预?这是当代艺术亟待突破的瓶颈与困境,也是我转型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很重要的原因。转型之后,我一直在尝试如何让创作更有效地与社会发生关系。经过超过十年的实践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还真的兑现了我从事“俯卧撑”创作的初衷,结果更超乎想象。

从体制和社会的层面说,“俯卧撑”这样的作品能在中国的网络和社会中存在和传播,并与公共媒体、门户网站、大专院校、社会平台持续了长达十年的互动与合作本身,其实是匪夷所思的,别以为已经司空见惯了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也因此,“俯卧撑”在国外进行交流和展览时,尤其是看到专题记录片《在历史现场的身体》中“俯卧撑”与中国社会互动的部分,外国观众会相当惊讶。他们惊讶中国艺术家能以这样的方式与社会发生关系,惊讶这样的作品能够在他们印象中不能越雷池半步的中国如此广泛地传播和讨论,进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更多的可能。

从公众的层面上看,早些年我曾经通过微博进测试,让大家说说最欣赏的当代艺术家和当代艺术作品。结果,绝大多数网友在这方面的认知少得让艺术界可怜,甚至有人会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区老师是行为艺术的鼻祖。作为个人艺术符号的“俯卧撑”已裂变为社会符号,应该成为中国公众最心领神会的当代艺术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其中,通过各种媒介、尤其是互联网与公众交流是极为重要和有效的方式。刚开始曾经有圈中人建议我不必理会公众的问题和质疑,认为他们不懂,沟通不了。其实不然,只要你愿意,公众特别好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并不仅仅与具体的网友聊,还会将对话转发,目的是让更多人看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事到如今,老百姓也许无法用很学术的语言说清楚“俯卧撑”,但他们明白我在做什么,以至于每逢大事发生,人们就期待这个“俯卧撑”的出现;看到了“俯卧撑”,就知道作品背后一定是大事。

本刊记者:很多人希望你用这种方式打下一个烙印?

区志航:对。

本刊记者:做这种观念性的行为艺术,为什么用照片的形式?

区志航:首先我喜欢摄影,我从小就喜欢,很大程度是因为受父母的影响。我是1958年出生的,1966年“文革”开始我读小学一年级,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我高中毕业,也就是说我的中小学生涯,刚好就是“文革”十年。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非常的匮乏,看父母的老照片成为非常享受的事。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就会让妈妈拿老照片出来看,妈妈就会跟我们讲过去的故事。因为我父母的家族,加上他们的职业,还有他们的形象都不错,让他们有可能留下很多的影像,可惜后来烧了很多,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本刊记者:为什么烧了?

区志航:我爸爸曾经是国民党党员,他当过兵,“文革”的时候我们还被抄过家。历次的政治运动,让爸爸觉得留着“旧社会”的照片是很危险的事,于是烧了很多。若不是大家族出身的妈妈“胆大包天”非留下一些不可,就更遗憾了。正是父母的老照片,不仅让我爱上了摄影,也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质疑的种子。我们当时总说万恶的旧社会,美好的新社会。但父母老照片让我看到了美好,比“文革”期间的衣着和生活状态要好得多。摄影和质疑是“俯卧撑”非常关键元素。

本刊记者:记录事件最好的办法是照片。

区志航:的确。大概在7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接触摄影,还自己弄暗房,爱好一直持续到现在。选择摄影还有一个原因是便于传播和分享。尽管我是做电视的,但因为视频要借助设备、电源才能分享,而且不能一目了然看,所以我还是钟情于照片。

再有就是照片强调决定性瞬间,跟视频很不一样。视频有过程很生动,但缺乏想象空间。照片那一瞬间,对摄影人极具挑战和考验。所以我更愿意选择摄影。当然,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俯卧撑”的记录摄影、视频都有,也尽可能这么做了。关于行为艺术的创作,也有一些行为艺术家只做行为不做记录,只在乎自己的个人体验。而我觉得不将个人的体验与社会互动,艺术是没有意义的。作品传播的前提是先形成作品,艺术行为只有记录下来,作品才有传播的可能。否则,即使做了一万个“俯卧撑”作品,也是毫无意义的。当代艺术只有与社会互动才能完成,才会有意义。所以,行为艺术的影像记录不可或缺。

本刊记者:我觉得你的“俯卧撑”,拓展了摄影家的思路,摄影家都是用图片去说事,但你是行为艺术+摄影。

区志航:人们究竟如何定义我的身份都无所谓,你说我是节目主持人,摄影师、当代艺术家,都没问题,最终还是用作品说话,通过作品定性。我对“俯卧撑”作品的定义是当代艺术中的多媒介艺术,当中包括行为艺术、摄影、多媒体、互联网等等,也可以约定俗成地称之为观念摄影。观念摄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摄影,在这里,摄影只是媒介和手段,不是目的。观念摄影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从事观念摄影并有一定造诣的人,通常被称之为艺术家。时至今日,艺术创作只有资源整合,作品才能更具力量。

如果我的作品只有重大公共事件现场而没有“俯卧撑”这个行为,又或者只有“俯卧撑”但不是介入重大公共事件事发地,结果会是什么?又如果没有互联网,很多事件就不可能裂变成公共事件,作品生成后也不可能如此传播、互动、生效和成长。因此,观看和解读“俯卧撑”,不能停留在摄影或人体摄影的层面。“俯卧撑”作品对事件的介入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定,并非热闹就介入,一定是反映某种社会元问题的事件才会介入。例如拆迁问题,自中国快速城市化以来每年发生多少?但迄今为止“俯卧撑”只介入了五、六个,而且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如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是第一个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拆迁自焚事件;江西抚州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是导致官员被问责的第一个重大强拆事件;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是第一个暴力报复的重大拆迁事件;还有辽宁盘锦征地枪击案和青岛平度征地纵火案。如果没有超越这些代表性事件,“俯卧撑”是不会再介入的。

本刊记者:你以艺术家和媒体人的身份介入的这些很痛的事件,其实是中国文明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作品倾注着你对普世价值的诉求。

区志航:记不清曾经有多少人问过有没有什么主管部门因为“俯卧撑”作品找过我麻烦,我说还真没有。我无法控制未来,但迄今为止“俯卧撑”是安全的,参加过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艺术成就展》、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等大型展览,大家也可以通过互联网随便搜。我倒觉得人们这么问很有意思。的确,既裸体又公共事件,依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和认知,我们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应该是很难包容的,但“俯卧撑”已经公开传播了整整十年。“俯卧撑”介入的往往被理解为负面事件或破坏性事件,作品可以在主流媒体传播和讨论,可以在互联网存在和发声,可以在大专院校讲授和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我相信职能部门和公众一样,会看到一个当代中国人通过艺术助推社会进步的良好意愿。在中国,艺术创作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还需要很“艺术”地拿捏和把握。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自“文革”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否则,不可能有“俯卧撑”的出现和存在。

    重大公共事件是新旧观念和力量博弈的结果,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其中的破坏性,追问真相和原因,还应该看到其中的建设性。正所谓不破不立。很多法律法规的出台和改善,往往是重大公共事件促成的。例如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唐慧案促成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的终结;非典事件导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社会经济频临崩溃,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正是一个个节点性重大公共事件,成就了中国社会快速城市化的历史,揭示着问题也推动着进步。至于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事件,我当然不会不关注,但基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俯卧撑”会以别样的方式介入。我希望作品既可以在当下生效,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有文献价值和更多可能的体系。自“俯卧撑”作品公开呈现以来,也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助推过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追问和讨论。

本刊记者:你不是尖锐的批评政府,是反思,实际上是帮助政府。

区志航:我是中共党员,“俯卧撑”正是以艺术的方式践行着“实事求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的进步,总是从正视问题开始,为什么要回避质疑、追问和批判呢?我很爱这个国家,如果不爱,很难坚持这么多年。

本刊记者:你的“俯卧撑”还获了荷赛奖。

区志航:获得的是荣誉奖,据说是史无前例的。我觉得这比获得常规的奖项更具意义。评委很清楚“俯卧撑”不是通常意义的新闻摄影,但又希望对创意某种认可和鼓励,破天荒给了个荣誉奖。这让我看到了荷赛的与时俱进,我相信荷赛将于今年推出的创意纪实摄影评选有“俯卧撑”的一份推动。“俯卧撑”就是既创意,又纪实。

本刊记者:你做了850多个“俯卧撑”,我觉得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有些地方还比较偏僻,这需要很多的费用。

    区志航:对,都是我自己出的。十几年下来,走了几十万公里,无法计算究竟为“俯卧撑”花费了多少。我总觉得我之所以会创作“俯卧撑”,是冥冥中的事。以大家对我性格的了解,早年做广告和服装经营,似乎就是为“俯卧撑”准备的,有某种使命在里面。重大新闻事件刚爆发,媒体都抢着报道,但媒体是喜新厌旧的,很多事件背后的问题还来不及消化和解决,又去追逐新的事件了。因此,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引发和延长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在这一方面,不受时效局限的艺术是不错的方式。人们不愿意看过时的报纸,但很乐意关注和收藏久远的艺术。

本刊记者:是拍彩色还是黑白,这方面考虑过吗?

区志航:考虑过,我并不拒绝黑白,而且蛮喜欢的,但对黑白一直很警惕。现实世界是有色彩的,当彩色摄影普及之后,作为纪实类的摄影就应该尽可能选择彩色,除非有特殊的诉求,否则就是对黑白盲目的迷恋,是对真实的打折甚至扭曲。“俯卧撑”追求真实,一如网民所说“裸求真相”,我找不到选择黑白的理由,也完全不需要通过黑白强化艺术感。因此,“俯卧撑”从一开始就选择色彩摄影进行记录。

本刊记者:你的“俯卧撑”系列,你说大概还分成四大系列?有怎样的用意?

区志航:对,“俯卧撑”有四大系列,一个是与历朝历代发生关系的《景·观》系列,介入的是国内或者国际标志性人文景观,如长城、故宫、鸟巢、美国自由女神、埃菲尔铁塔。标志性人文景观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体现,当下的许多问题,总能从这些景观找到某种关系。例如长城之所以建造以及建造之后对国家民族的影响都是有迹可循的,关注当代首先要清晰历史。另一个是与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发生关系的《近代中国》系列。再一个是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发生关系的《红色中国》系列。第四个是与2000年以来节点性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关系的《那一刻》系列,这是“俯卧撑”最重要、作品最多、与现实关系最密切的系列,可以无限地做下去。《那一刻》系列的公开呈现晚于其他系列,第一次公开展示在2009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学术展《在这里,读懂中国——南方周末与区志航的俯卧撑》。

本刊记者:后来又看一些零散的作品,感觉你是把这个触角又深入到国际上去了,这部分你怎么想的,这个工作量也比较大?

区志航:很早就有人建议,包括我的大型个展《俯卧撑,在!》的策展人乔纳斯。其实作为一个人的创作,能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除了世界级标志性人文景观外,只要有可能,会考虑介入发生在国外,但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历史和新闻事件。例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911事件、校园欺凌案等等。去冬今春在巴黎驻留,其中一个计划是创作“俯卧撑”的共产国际系列。

 本刊记者:从“俯卧撑”2007年首次展览到现在2017年正好十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你有什么感想?

区志航:我相信社会的进步在于公民的觉醒,并坚信以人类共同守望的普世价值为精神指向的当代艺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推动意义,关键在于当代艺术如何有效地与社会发生关系进而影响社会,而非以责任、担当、质疑、干预和批判的名义创作,却让作品平行于甚至远离社会,在小圈子孤芳自赏,沽名钓誉,沦为富人和资本的宠物……   

   要真正实现当代艺术对现实的干预和对普世价值的捍卫,仅仅靠坚持,靠即使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俯卧撑作品的不断叠加,是远远不够的。关乎社会问题的作品如何构建、传播、互动、生效进而不断获得成长,也就是艺术作品的延伸和非物质部分的创作,是极为重要却极容易被忽略或令人不知所措的。艺术家有责任也有可能对作品的非物质部分的创作有所作为。

    艺术界总是抱怨中国公众不懂得欣赏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不好。你都高高在上,不屑或害怕接近百姓,担心有损身份和作品高度,怎么可能赢得公众?还记得早些年艺术界瞧不起互联网吗?时至今日,标榜先锋前卫的当代艺术对互联网的应用仍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很多领域。互联网极大地改变着世界,也必然极大地影响着当代艺术,若不能善用,注定会继续处于滞后和软弱无力的困境。

本刊记者:因为你的这些作品是国际性的题材,也属于艺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画廊经营和收藏?

区志航:我并不追逐但也不拒绝市场,艺术品买卖也一种传播和存在方式。2011年“俯卧撑”的《景·观:鸟巢》(135x90)曾应邀参加香港苏富比慈善拍卖,以3.5万港币成功拍出,都捐出去了。我早年做广告公司和服装经营有一些原始积累,如果没有什么大碍,应该足以支撑我去创作。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上不泡吧不去夜总会,除了基本生活开支,我的积蓄大部分用在艺术创作上,包括交通食宿和学术交流等费用。我不希望“俯卧撑”给人消费灾难是印象,特别希望将来能通过作品的销售建立一个批判性公共艺术基金,因为批判性公共艺术很可怜,不好卖,也很难得到名义上支持艺术,实则谋求市场的品牌的支持。我还希望在合适的时候将整个系列捐给国内外有影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这也许是“俯卧撑”最好的归宿。

本刊记者:通过访谈,我觉得我对你整个创作思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是一个摄影作品,或者行为艺术,或者强调对社会的责任,作品里面既有新闻的东西,还有纪实的东西,还有史的东西,还有艺术的成分,各个方面它都能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语言。这样就比单纯的一张纪实照片,或者一张艺术照片强大的多。

区志航:太棒了!你看到了“俯卧撑”的可能性和延伸性,很多人未必能看到这一点。俯卧撑的创作和成长方式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正如著名学者冯原所言:区志航的作品似乎不太容易归类到美术学院哪一个科系,恰恰说明了他的作品脱离了原来对艺术品、艺术创作传统的归类体系。我认为应该放在当代艺术的框架里面,可以看成是基于媒介传播的艺术。仔细观看区志航的作品,确实隐含着唤起公众和媒介的关注,并创造正面价值这两个因素。

中国社会和“俯卧撑”的未来怎么样我无法控制,但相信我可能是有史以来在最宽阔领域做行为艺术的人。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天兴之所至,可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而且可以像体育运动员破纪录那样一个一个慢慢地来。这也许是一种不错的传播和生效方式,大家不妨猜猜看,究竟可以申请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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